阅读: 32 发表于 2024-10-12 00:49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树贤曾在本报相关报道上批示：“要多宣传像卫艳茹这样的先进典型。”近日，记者第二次采访卫艳茹，倾听她的职业故事、她的职业理念以及她那个看上去很贴近实际却相当遥远的梦想……
学殡葬3年，从业9年，卫艳茹未忘初心。
当年填报高考志愿，家里人围在一起讨论。妈妈说：“女孩子应该学英语或师范。”看到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爸爸说：“这个好，冷门，好找工作。”爷爷发话了：“这是行善的行业，我支持。”
卫艳茹最终选择了殡葬专业，也牢牢记住了爷爷的话。她说：“对我来讲，一个日行一善的工作，非常难得，不能忘了初心。从业以来，我用专业化的服务，体面地送走逝者，也帮助活着的人好好地活。”
回忆第一次参与整理遗容，她说：“当时不知道害怕，一心想好好把他送走，用我的专业技能为他服务好。”
2006年，卫艳茹和几位同学到北京大兴殡仪馆实习。服务的第一位逝者是铁路事故的遇难者。
进遗体整容室前，师傅对他们说，这是铁路事故，要有心理准备。“虽说做了心理准备，但心里还是深深触动了一下。一个好好的生命，转眼就成这样了。我想，要好好地为他整容。”
两位师傅带着几个实习生，历时两个小时，为这位逝者整容。“我们克服视觉、嗅觉上的不适。当时不知道害怕，就想好好把他送走，用我的专业技能为他服务好。”
在师傅的指导下，卫艳茹和同伴们清洗、擦净、缝合。“我上学时学过卫生学，怎么持针，打什么样的结，都会。因为脸上有伤，我们做了一个鲜花的布置，遮挡伤口。虽然人已经回不去原来的模样了，但家属最后看着躺在鲜花丛中的逝者，非常满意。”
实习期间，接连三天，卫艳茹都遇到非正常遗体。一位是消防战士，救火时遇难，送来时已经炭化了。师傅说：“小卫，你来。”
“我胆子比较大。相对于别人见到遗体时害怕，我更多的是对生命离去的惋惜，是对生命的敬畏。加上我学这个专业，觉得展示技能的时候到了。我去湘雅医学院看人体医学标本也好，到长沙殡仪馆见习也好，都没有动手施展的机会。现在终于有人说，‘卫艳茹，需要你动手了。’可以说，我是如愿以偿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有了这段实习经历，2007年大学毕业后，她留在了大兴殡仪馆，成为一名殡仪服务员，在引导、美容、骨灰寄存等多个岗位干过，做的最多的是主持。由于业务精湛，2016年在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殡仪服务员大赛中，她荣获第二名。
用拼命三郎的劲头去成长，她说：“必须把专业的那一面拿出来，才配得上我们的职业角色。”
大兴殡仪馆服务场所不大，设施相对老旧。而且，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受居民的殡葬消费需求所限，从事个性化葬礼策划、主持的机会并不多。而该馆入围北京市职业技能大赛殡仪服务员竞赛前三的卫艳茹和武娜，在赛场上却表现得富有经验，灵活自如。记者很好奇，为什么她们在台上有这样的发挥？
“看的，学的。”卫艳茹的同事武娜说，“比如说公祭仪式，虽然大赛没有考，但是我和小卫把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视频搜出来看，把整个过程都记下来了，公祭词我们一点一点按暂停键听，抄录整理，一句一句写下来，背下来。我们实战机会少，但可以练呀，一个机会都不放过。”
在武娜眼中，卫艳茹学起来像拼命三郎，工作起来认真尽职，耍起来又疯得很：“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而且干得特别好！”
武娜很佩服卫艳茹的专业精神：“她面对逝者家属的时候，总是迅速调整到职业状态。”卫艳茹则说：“当我们进入工作角色时，必须把专业的那一面拿出来，才配得上我们的职业角色。”
卫艳茹一天的工作，从6时10分开始，做自身妆容的准备和工作场所的准备，包括必要的工作器具，笔、纸、业务单等，都得准备齐了。6时25分，开始接待业务。到7时30分的这一个小时，是告别仪式最忙的时候，紧张到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有时候，所有的告别厅都排满了，都在等司仪。卫艳茹这一场下来，下一场已经在等她了。她和家属核对完相关信息，问家属有什么要求，就立即开始主持。在她们脑子里，早储备好了相关的主持词，一经调动，就脱口而出。
说到殡葬奢侈之风，她说：“用大操大办表达悲伤是最大的悲哀。只要我们的服务专业、到位，不用花很多钱，一个贫穷的人也可以走得有尊严。”
一位学姐曾给卫艳茹讲过工作中遇到的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一位商人的儿子被绑架并遇害，这位商人拍给殡仪馆20万元：“你们把这些钱给我花掉吧。”最后，钱没有花完，这位父亲当着大家的面把钱烧了。“咱们暂且不从法律、道德的层面来评判这件事。他用钱来表达悲伤，其实是最大的悲哀。”卫艳茹说。
大兴殡仪馆位于城乡结合部，很多人是开着卡车、拖拉机把遗体运来的，到殡仪馆开支几百元都嫌贵。再一问，他们在村里已经摆了3天的流水席，花费高达四五万元，经济上着实吃不消。
“为什么提倡丧事从简？对于葬礼，怀着一颗审慎、虔诚的心是没有错的，但不见得要用大操大办来体现。只要我们的殡仪服务专业、到位，不用花很多钱，一个贫穷的人也可以走得有尊严。”卫艳茹说。
在老家为爷爷办的现代告别仪式赢得乡亲称赞，她说：“把现代殡葬文化引进来，实现移风易俗，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卫艳茹选择学殡葬专业，爷爷不但很支持，而且郑重叮嘱：“我死了之后，后事就由艳茹来办。”
后来，90岁高龄的爷爷去世了。那时，卫艳茹才20出头，整个葬礼都是由她策划、安排、主持的。卫艳茹说：“当时，我既是完成爷爷的遗愿，也是想把殡仪学子的专业精神风貌表现出来，想把它做好。”
卫艳茹的家乡在东北农村。按村里老规矩，家里有人去世，门口会挂起一个幡，儿孙跪在老人灵柩边上守灵，亲友来吊唁时要磕头答谢。
卫艳茹则为爷爷办了一场现代告别仪式。“我让家里每个人都写了老人的一个小故事，写从这个事件中学到老人什么精神。家里的几位长辈都写了缅怀的话。我整理了爷爷的生平，写了悼词。爷爷和奶奶有9个儿女，对于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就是土里刨食，生活压力非常大。但老人的坚毅、勇敢、勤劳，影响着我们这些儿孙后辈。爷爷在村里的口碑也非常好，乐于助人。这些我都写在悼词里，我们可以更好地怀念他。”
“不用摆满屋子的鲜花，不必花太多的钱，只需要用你的真心、真情去送走这个生命，去打动参与的人，感染他们，影响他们。举哀、报恩、有节、教化，这就是殡葬的社会功能。”卫艳茹说。
爷爷的告别仪式是在自家院里举行的，村里的男女老少，包括村干部都来了。卫艳茹说：“大家没见过这场面，纷纷说原来丧事还可以这样办。许多人说这个仪式办得好，老卫头这辈子值了！”
卫艳茹说：“这件事让我相信，即使在偏远乡村，把现代文明的殡葬文化引进来，实现移风易俗，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下转4版）（上接1版）
“快餐式”殡葬服务让人遗憾，她说：“能不能让送别生命离开的过程，像迎接生命到来一样，充满温情，充满祝福。”
9年的殡仪服务工作，卫艳茹也时常感到丝丝遗憾：“办丧事也有讲究快的，‘快餐模式’侵蚀了殡葬文化。”
一位朋友父亲去世了，这位朋友找到她：“小卫，咱别的要求没有，就嘁里喀喳，快！”
“大哥，殡仪馆是最后一程了，您也就这两三个小时能陪着老人家了，还是好好鞠一躬、磕个头、和他说说话吧，让他走得不那么寂寞，不留遗憾。”卫艳茹希望能够影响到他。
“这些我知道，等回家我再好好哭一场，给老人多烧点纸。亲戚朋友都等着呢，火化、下葬，中午还得安排饭，多着急啊。”
最终卫艳茹没有影响到这位朋友，当天整个事情办得急火火的。“我愿意多说一些话，讲讲老人对于家庭、工作、社会的贡献，对于后辈的影响。但是，家属不给你时间，他们只要快。殡葬工作是一件充满人情味的工作，一味求快，情就淡了，没有体现出它的社会价值。”
谈到时下流行的告别仪式“131模式”，卫艳茹说，转一圈、鞠仨躬、看一眼，简是简了，却少了对生命文化精髓的提炼。“人这一辈子总有一些好东西要留下来，但是‘快餐式’的殡葬服务却没有体现出来、传承下去。”
“我们迎接新生命，会做各种准备，布置婴儿房、买床等各种用品。可是一个人去世的时候，可能就3天的准备时间，大家忙忙乎乎，慌慌乱乱，就把人送走了。我们能不能让送别生命离开的过程，像迎接生命到来一样，充满温情，充满祝福呢？”卫艳茹提出这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眼里闪烁着期待与兴奋的光芒。
卫艳茹把委屈看得很淡，她说：“无论什么时候，用专业技能做好殡仪服务才是根本。”
工作中，时常有人对卫艳茹表示感谢。
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在儿子的丧事办完后，拄着拐棍，颤巍巍地向卫艳茹鞠躬致谢。那一头白发在卫艳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老人没说什么话，但我能感觉到，她的感谢是发自肺腑的。”
一位爽直的宁夏大姐：“小卫，事办得不错，我们家里人特别满意。留个电话，来宁夏一定找我。”
还有的家属，仪式结束后，朝她招招手：“来来来，我有话跟你说。”四处打量一番，见没有其他工作人员，没有摄像头，赶紧往卫艳茹兜里塞红包：“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卫艳茹说这是一些人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但红包坚决不能收，如果推辞不掉，就把它交到财务，结账时可以抵扣费用。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一个红包而自毁职业形象。
当然，误解也时常发生。卫艳茹印象比较深的一次，一位家属刚从车上下来就怒气冲冲，言语很冲：“你们就是坑死人钱，就是暴利。”“他是第一次见到我，我还没有开展服务，他就先入为主给了负面评价。我想，也许是他的家人在医治时花了不少钱，也许是私人承包的太平间或者寿衣店坑了他的钱，他觉得冤得慌，一肚子的火。在私人寿衣店，骨灰盒进价几百元，有的真敢卖数千元、上万元的。殡葬市场的乱象影响了殡葬行业整体的职业声誉，也由此导致了一些人对我们的误解。”
也有家属跟卫艳茹发完脾气后道歉：“妹子，不好意思，刚才我情绪太激动了，真对不起。”
“服务行业哪有不受委屈的。”卫艳茹把委屈看得很淡。
有人说殡葬是服务生命的事业，也有人说殡葬工作不过是埋埋死人、烧烧死人。卫艳茹认为：“这样讲的人，或许有过不好的殡葬服务体验。而那些对我们工作予以肯定的，也一定是因为享受了我们给予他的贴心服务，感受到了其中的人情、温暖。所以，对我来说，珍惜荣誉的唯一途径是做好服务，用专业技能做好殡仪服务才是根本。”
今年7月，卫艳茹的表弟意外去世了。她连夜赶回去。到殡仪馆一看，环境不太好，满屋子的人，乱哄哄的。表弟躺在那儿，瞻仰棺也不太干净。“作为一个家属，我会觉得怎么没有工作人员来引导一下，哪怕维持一下秩序。能不能把瞻仰棺擦得干净一些，让家属心里好受点？表弟才20多岁，爱美，怎么穿的是上年纪的人穿的寿衣，为什么不能把他穿得帅一点……我接受不了。”
卫艳茹的老师曾说过，没有经历过殡葬事件的殡葬员工不是合格的殡葬员工，因为他无法体会逝者家属的丧亲之痛。“现在，我体会到了。在今后的工作中，就能更加理解逝者家属的诉求，就能更好地开展服务。”
在普通生活中感受幸福，她说：“想一想，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连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是幸福的。”
现在，卫艳茹的工作、生活，稳定中有一种寻常的幸福。
丈夫姜笑原本是她实习时礼仪组的老师，工作中的偶像，后来成为生活中的伴侣。姜笑还是一位兼职的相声演员，曾写过相声《忧伤的喜剧》，用幽默的手法展现殡葬职工怎么找对象等事情。
他们有一个5岁的女儿，每天上班、下班，带孩子去学围棋、古筝。有时候，三点一线的生活有点闷，卫艳茹就在生活中找乐子。“我非常喜欢看书，它教会我在孤独中与自己对话。在你失意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你不会出去抽烟、喝酒，在家里找一本书，让书帮助你和孤独对话。在你春风得意、情志满满的时候，有一本书会提醒你，戒骄戒躁。”
或者，朋友相约出去唱唱歌，跟家人去听一场相声、音乐会，带孩子去看儿童剧，家人一起旅旅游，等等。“大家的生活是很普通的，但不是一成不变，要调剂它。”
前几天，一位年轻的妈妈去世了，女儿也就五六岁的样子。大人们在忙，这个孩子对妈妈的离去似懂非懂。那天，卫艳茹的触动很大，回家后紧紧抱着女儿。“当你遇到生活难处的时候，想一想，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连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是幸福的。”作为一个殡葬职工，卫艳茹对生活幸福感的体会比旁人要深。
殡葬工作者的收入并非外界传言的那样高，卫艳茹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才3000元出头。在工作、生活之余，她还代理了土特产微商，挣点钱补贴家用。“我的父母没有固定工作，50多岁了，还在给人打零工。父亲是瓦工，胳膊老疼，拿不起砖头、铲子了。我想能给爸妈贴补点，让他们不要那么辛苦。现在，我的能力还达不到，只是逢年过节给点钱，不多。”
虽说能给的不多，但卫艳茹每天都和母亲通电话，时常问问他们需要什么、缺什么。“平时要好好孝敬父母，关心他们，不要总说子欲养而亲不待。”
面对偏见和歧视，她表达了一个由来已久的梦想：“希望人们怀着平常心看待我们，我们就是普通的服务工作者。”
记者问卫艳茹，从业以来最强烈的愿望或者梦想是什么？卫艳茹回答：“我梦想有一天，当我说出在哪里上班的时候，人们别再把我当作另类，别再大惊失色地‘啊？在那儿啊’，然后唯恐避之不及地后退一步。我梦想人们把我和各行各业的人同样对待，就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司机或者文员。我们不需要被歌颂，被抬得很高，我最大的渴望是被当作寻常人看待，我们实际上就是普通人，普通的服务工作者。”
不奢望被歌颂，而希望被当成一个普通的行业、一个普通的工作者，是卫艳茹反复向记者表达的愿望。
要实现这个梦想，究竟要多久？
卫艳茹描述了现状：“人们来殡仪馆，看到挂着黑纱，老远就捂着鼻子。我仔细闻一闻，没什么味儿呀。有人捂着孩子的眼睛，说别看别看。有位逝者家属经过我和武娜身边，说‘你看在殡仪馆工作的，脸色都不是正色，都这么白’。因为害怕死亡，人们排斥与死亡有关的任何事情，也就容易怀有偏见。”
“社会对殡葬工作的偏见和歧视，恐怕短时间改变不了。但是，也许通过我们的一次专业化、高质量的服务，社会上就多了一份对我们的认可，少了一束对我们歧视的目光。”卫艳茹说。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你最希望解决工作、生活中的什么困难？”卫艳茹爽直地说：“我想，工资待遇能不能提高一点啊？再就是，希望大学殡葬教育将来能设立本科。”（本报记者 包 颖）
